1995年至2008年間,台灣對中國的投資經歷了劇烈的變局與轉型,這段期間可視為台商「西進中國」的黃金時代,也埋下了後續調整與反思的伏筆。以下是這一時期的主要變化與趨勢:
📈 投資高峰與產業轉型
• 投資金額激增:台灣對中國的投資金額在2003年達到高峰(約76.9億美元),2006年與2007年更分別達到76.4億與99.7億美元。
• 產業結構變化:
• 初期以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如紡織、食品、成衣等。
• 後期逐漸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如電子零組件、電腦、光學製品與機械設備。
• 區位轉移:投資地點從早期的廣東、福建,逐漸北移至江蘇、上海等地,反映出台商對基礎設施與市場潛力的重新評估。
🏭 投資動因與政策影響
• 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中國自1980年代起提供大量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台商透過香港間接投資,直到1990年代初才合法化。
• 台灣政策演變:
• 從「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再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 政策擺盪反映出政府在經濟利益與政治風險間的拉鋸。
• 惠台政策影響:中國政府實施多項便利台商的措施,如放寬就業條件、設立投資園區,進一步促進投資意願。
⚠️ 經濟依賴與風險爭議
• 依賴程度升高:至2009年,台灣對中國的投資占對外投資比例高達七成。
• 掏空疑慮:部分論者認為台商西進導致台灣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形成「經濟人質」的風險。
• 政治干預風險:如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與2008年西藏事件,引發對中國極權體制的擔憂,影響台商信心。
🔍 結語:變局中的省思
1995–2008年是台灣對中國投資的爆發期,也是兩岸經貿關係最密切的階段之一。這段歷史不僅塑造了台灣企業的全球布局,也暴露了高度依賴單一市場的風險。隨著中國政策與國際局勢的變化,台商開始尋求多元化布局,轉向東南亞等地,開啟新南向政策的時代。
你想深入了解哪一部分?例如某個產業的變化、政策影響,或是台商個別案例?
2008新政府政策建言系列(下) 台商投資中國的回顧與展望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一、前言 自1978 年底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放權讓利」以來,台商赴中國經商投資就絡繹不 絕。由於兩岸政治對立的特殊環境,政治經濟糾葛不清,台商的角色及所擔負的風險也 難免微妙和不確定性高。三十年來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演化究竟如何?在全球化和新興市 場崛起以及中國經社環境的重大變化下,台商又將何去何從?政府應當扮演何等角色? 本文由台商對中國投資的演化,以及中國投資環境的變化,展望台商投資中國的前景。 二、台商投資中國的回顧 早期台灣的經濟發展曾大力依賴外援,尤其是美援和日資,迄對外貿易興起台灣經 濟奇蹟出現,逐漸開展「對外投資」,到1980年代初期之後,台灣的對外投資已年年大 於外人赴台投資。 1980 年代中期起,國內投資環境迅速變化,除了全面勞工短缺,造成實質工資及單 位產出勞動成本上升之外,土地使用成本上升、新臺幣價值高升、治安惡化、生活品質 低落,以及環保意識抬頭等,使得對外投資不僅數量大幅增加,其投資型態與分工方式 也明顯改變。 台商赴中國投資是近二十多年來我國對外投資的一大特色。為了從事經濟改革,中 國自1980 年代起提供許多優惠條件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初期因為法令限制,台商對中 國的投資都是私底下透過香港來進行,官方統計資料並無台商對中國的投資金額及產 業。一直到1990/1991 年,政府才公布法令,使對中國間接投資合法化。自那時起,對 中國的投資金額及產業分配比例,才正式列入官方統計資料。 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對外投資統計,國內核准對外投資金額於2000年達高 峰(507,706 萬美元),之後趨於下降,到 2005 年最低,為 244,745 萬美元,2006 年又 升至431,543 萬美元,2007 年再升達646,998 萬美元。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則於2003年 達到高點(769,878 萬美元),接著二年趨於減緩,2005年總投資金額降為600,695萬美 元。但2006和2007兩年再提升至764,234萬美元和997,055萬美元。不過,台商投資中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4期/2008.12.30 31 2008新政府政策建言系列(下) 國的核准金額近兩年雖再增加,但其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重卻持續下跌,2004~2007 年 分別為67.24%、71.05%、63.91%,以及60.65%。 三、兩岸經貿投資——過度開放或不足、過度依賴或互補不足 儘管如數據所顯示的,台商對中國投資占總對外投資的比重近四年來年年下滑,但 還是高達 60%以上,排名第一,遙遙領先他國家。這樣的數據究竟意味著,兩岸經貿投 資是過度或不足?是依賴或互補?多年來兩種對立的說法爭論不休。 表面上,政府政策是從「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再到「積極管 理、有效開放」,似乎是由管制朝向開放再到停頓,究其實都是在「開放程度大小」之 間擺盪。不過,不管政府政策如何,三十年來兩岸經貿愈來愈熱絡似乎是一般人的共同 印象。大體而言,由勞力密集到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品;由中小企業到大企業;由貿 易往來到對外投資等等走向,應是兩岸經貿歷史過程的寫照。 由於兩岸間的複雜關係,再因意識形態的南轅北轍,台灣內部一直存在被冠稱為 「本土派」和「親中派」之截然不同看法。前者認為兩岸的經貿關係愈熱絡,台灣經濟 愈危險,「產業、資金被掏空」會是最後的結局,因而必須祭出管制政策來防止;後者 則認為應順應全球化潮流,應善加利用中國的資源和市場,而近幾年台灣經濟還能維持 不差的局面,就是拜賜和中國的緊密經貿往來。 由上文所列出的簡單數據,已被不少論者認為台灣對中國經濟已經「依賴過度」 了。雖然到底比重多大才是「過度依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超過四分之一,甚至 達一半以上應該是頗高的了,因而由貿易、投資和產品結構這三項數據顯示「台灣過度 依賴中國經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不過,到底「過度依賴」的缺點何在?論者也舉出 相對年度的失業率來比較分析,台灣的平均失業率,在 2000 年時還只 2.99%,2001 年 就跳升為4.57%,2002 年達到最高峰(5.17%),之後就回降。2003~2007 年,分別為 4.99%、4.44%、4.13%、3.91%和 3.91%。單以對中國投資比重和平均失業率兩種指標 數據,在近幾年幾乎呈現亦步亦趨的正向變動而言,會有「台商西進讓台灣產業與經濟 掏空,就業機會流失、失業率上升」的結論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這樣子的推論必須做進一步檢視,而且勞動市場是落後指標,況且1996年以來 台灣勞動市場受「制度性」因素(特別是勞工法令)的衝擊頗大,加上台灣平均失業率 的跳升比赴中國投資比重躍升還早了一年,因果正好與勞動面是落後指標、比較慢反應 的理論預期正相反,可是我們卻不能輕忽「依賴」在兩岸間的意涵。我們知道,在自由 民主社會裏,「交易」、「貿易」是自然出現的,而「分工合作」也是到處可見,自給 自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此,說是「相互扶持」或是「相互依賴」都是可以的。所以 「依賴」原本不應該是一個負面的名詞。 32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4期/2008.12.30 2008新政府政策建言系列(下) 其實,「貿易依存度」一直就是表示兩國間貿易的熱烈程度,而我們也都清楚、明 白,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台灣最重要的「進口國」,就是說台灣產品很大比例出口到美 國,而日本則是台灣最主要的產品供應國,亦即台灣自日本進口很多東西。因此,說美 國和日本是台灣經濟最「依賴」的兩個國家,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雖然多年來也都有 「應該分散市場」的聲音出現,但都不是那麼的憂心。那麼,三十年來,在中國門戶開 放、改革開放和放權讓利下,依「比較利益原理」,兩岸經貿逐漸熱絡,迄今台灣對美 國的「依賴」相對轉移到中國,為何就會有「憂心忡忡」的聲音出現? 再就「對外投資」來看,它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某一種程度之後就會出現的 自然現象,為何台商到東南亞或中南美洲國家投資就沒有「依賴、掏空」的顧慮,但赴 中國投資卻有另番憂疑呢?1980 年代風行中南美洲的「依賴理論」正可說明,該理論係 以「人治社會」為背景發展出來的,亦即不論是貿易或投資,由當權者一個命令就決定 「開放」或「停止」。當貿易或投資比重到某一程度時,基於政治利害突然喊卡,當事 者的損失絕對慘重,於是「經濟人質」就出現了,亦即商人只能順從獨裁者的命令並依 其指示行事,否則財產、事業,甚至生命都不保。那麼,當今的中國是否就是如此呢? 由2005 年中國祭出〈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奇美企業創辦人許文龍的遭遇就可知一 斑,許先生的飽受威逼利誘,在日本《產經新聞》該年4月26日刋出的「日本政策研究 中心」所長伊藤哲夫調查報告中已證實,這對其他台商的「寒蟬效應」不可小覷。本來 世人期待中國在經濟自由有成效後會產生政治自由,而中共舉辦2008年奧運也會助其改 善人權和促進體制改善,但2008年竟也出現韓商無視清算手續「乘夜逃跑」事件,而中 共鎮壓西藏並乘勢祭起民族主義大旗致中國「憤青」不理性抗議法國家樂福、且重演文 革紅衛兵鬥爭、抄家的伎倆。既然中國如今仍暴露其「人治、極權體制」的現實,在 「政治干預、指導經濟」下,適用於自由民主社會的經濟原理在那裏就行不通,而「台 灣經濟過分依賴中國」也當然就不會是好事了! 撇開這種敏感的「政治性課題」不談,就是「純經濟面」,光是貿易摩擦和非關稅 貿易障礙,就已非常棘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中國已是全球 WTO 成 員中,遭受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中國官方的統計也指出,中國出口產業面對各國實 施的非關稅障礙日增,其中即有高達 60%的出口企業面臨其他國家實施之技術性貿易障 礙。兩岸如何有效預防與因應貿易摩擦及各式的非關稅障礙,尤其台商應如何避免被波 及,有必要未雨綢繆。 再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兩岸競爭力」訊息。那是多年來一直備受矚目的瑞士 洛桑管理學院(IMD)和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對中國的評比可說 異曲同工。都在2003~2005 年有志一同指出中國面臨「制度性危機」,就是出現「後發 劣勢」。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4期/2008.12.30 33 2008新政府政策建言系列(下) 2004 年 7 月 7 日去世的華裔著名經濟學家、對中國的走向卓有深厚研究的楊小凱, 早就認為中國屬於「後發劣勢」,當技術模仿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經過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物質經濟固然有所斬獲,但「人治」、「極權」體制卻鐵板一 塊,中國依然抱持「共產體制」不放,想要實施不可能實現的「具社會主義的市場經 濟」,要知「民主、自由、市場」是成熟自由經濟的特徵,只有在民主法治體制下,生 命財產才可得到保障,也才有明確的市場規矩可以遵循,進一步發展成「安和樂利」的 社會也才有可能。 因此,除非中國趕緊放棄共產走向民主體制,否則「後發劣勢」是無法扭轉的了, IMD 和 WEF 的報告已予以證實,而中國的社會問題叢生其實也早已相印證了呢!「金 玉其外,敗絮其中」應非虛言。那麼,熱衷西進的台商們,怎能不戒慎恐懼呢? 四、遠離中國正是時候 迄今出爐的各家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對於今明兩年的中國經濟成長率,幾乎都是兩 位數,亦即都高於 10%。我們知道,各預測機構都有計算公式且有所本,不過,預測所 根據的各種假設及內外環境,會不會在短期內就有鉅大變化,非常值得商榷。 首先,自1978年底進行放權讓利改革,中國經濟成長歷程迄今已達三十年,在產量 基數擴大下,欲維持兩位數的成長率,所需投入的生產資源也需增加,何況中國一向採 取耗用資源的方式來促進成長。眾所周知,近期油價飆漲,固然有供給面因素在,但需 求增加毋寧更關鍵,而中國經濟持續高成長應居要角。此外,國際原物料大幅上揚,中 國需求也應是要因。未來中國會不會、能不能花更高代價且不計成本持續如此這般方式 的保持高成長的格局,很值得懷疑。無論如何,對於全球經濟都不是好事,若維持高成 長,對全球已然稀少的能源和資源勢必雪上加霜,至少通貨膨脹的陰影會擴大;若無法 保持高成長,經濟崩跌也將引發其國內並波及全球的連鎖問題。 其次,中國的泡沫經濟早成國際共識,單由其高達一兆六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來 看,其氾濫游資已是令人咋舌,再加上龐大國際熱錢的推波助瀾,真不知中共當局的宏 觀調控還能抵擋到何時,無怪乎「2008 年北京奧運」會被認為是一個重要時點。亦即, 最多拖到奧運就會大破滅。既然這已成為共識,有識者也早已磨刀霍霍,於是時程往前 挪不是不可能,一旦洪水決堤,跑都來不及呢! 第三、經濟降速將導致史無前例的失業浪潮:中共總理溫家寶說,今年中共政府工 作的重中之重是「兩防」(一是防經濟過熱,二是防通貨膨脹)。這標示著國家要明顯 放緩經濟增長速度,緊縮銀根,搞產業升級、實行新勞動法。在此大勢下,企業的物價 和營運成本加大,將使更多的企業選擇裁員,或者被迫倒閉破產,極有可能導致一次巨 大的民眾失業危機。 34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4期/2008.12.30 2008新政府政策建言系列(下) 第四、社會治安形勢危機四伏:當前中國兩極分化,官民對抗,社會不滿情緒加 劇,黑社會興盛、治安形勢混亂,偷盜、搶劫、殺人等嚴重治安事件多如牛毛,群眾上 訪不斷,「無利益衝突事件」此起彼伏,加之北京奧運臨近,包括西藏等各種社會力量 都將藉機表達利益訴求,有的極有可能採取更為激烈的對抗手段與形式,因而社會治安 形勢危機四伏。 第五、自然災害將進一步加劇:由於全球變暖造成乾旱和洪水等自然災害頻發,環 境惡化帶來土地沙漠化。加之中國近些年來在「發展就是硬道理」誤導下的追求成長, 導致環境汙染、能源危機,生態平衡被嚴重破壞。最可見的危機就是青藏高原雪災增厚 導致積雪融化、三峽水庫的「適應」期和南方雪災對山林毀滅造成的天然調節功能失效 等一系列效應,將導致今年北京奧運前後的天氣變化無常,極有可能引起洪水氾濫、土 石流、颶風冰雹、海潮雷暴或乾旱病害蟲等自然災難。今年初的雪災和 5 月的四川強震 災害已是斑斑明證。 第六、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由於政府拒絕普世民主與人權價值觀,故權力失去 監督,言行不一,官方媒體充滿假大空言論,導致官府的立場講話,百姓很少相信。而 治理危機則包括腐敗問題、法制建設問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黨群關係問題、政府權 威流失問題等等。 第七、政府困於外交危機:自去年以來,西方美英德法四大國在對中政策上的利益 和觀點經過反覆協調,已取得一致。德國總理梅克爾與上台不久的法國總統薩科齊和英 國首相布朗的歐洲三巨頭之間的共同點就是「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其國內外媒體幾乎 一致將他們的外交政策描述為親美。眼下,北約東擴、亞洲化北約與全球化北約來勢逼 近,這導致中共近些年來的遠交歐盟、制衡美國、聯俄拉印、約束日本等等,分化西方 戰略,在總體上歸於失敗。為此,中國官方媒體不時發表抨擊民主陣營國家「價值觀外 交」文章,充分表露了面對國際風向轉換,中南海已表現出明顯的意識形態焦慮。如今 又發生西藏事件衝擊:國內輿論仇藏排外;國際社會抗議抵制。這更進一步彰顯了東西 方不同價值觀的衝突,並由此將導致2008年的中國政府陷於外交困境。 總之,中國的現實是:社會貪汙腐敗,兩極分化,官民對立,民怨沸騰,經濟下滑 危險,政治事件不斷,民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政府外交困境難解。中國在改革開放三 十年後的今天,政府拒絕政治變革形成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將一一暴露出來,從而導致社會 的綜合症、併發症爆發,將使2008年的中國社會陷於無法解脫的焦慮、憤怒與不安中。 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管理方式與社會渴望變革內在衝動的矛盾激化,因而 經濟危機與社會情緒最終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政治危機,即管治危機、認同危機、合法 性危機、參與危機、整合危機和分配危機。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4期/2008.12.30 35 2008新政府政策建言系列(下) 因此,與中國的經貿交流可說已到一個重要轉捩點,是有必要嚴肅而認真的進一步 探索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真相。那麼,台商要往何處去?最好的辦法是中國體制轉為 「民主法治」社會,而建立台灣為「公平、公正、安全舒適生活和投資環境」,屆時 「全球分工」自然就會導引台商往最適合發展的地方,根本不必煩勞政府從事規劃、保 護。因此,全球人士一起來扳倒「中共」就是正路,而當前中國內部掀起「退(共產) 黨」熱潮,迄2008年5月已接近「三千六百萬人退黨退團」,顯示共黨倒台徵象已露, 推波助瀾的良機不可錯過!在此關鍵時刻,台灣新政府應正視此種趨勢,冷靜理性的探 究中國經濟真相,更不可掀起「新中國熱」才好!◆ 36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05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 因素分析:1998-2007* 王薇婷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 張國益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林晉禾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當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岸交流日趨頻繁,加上放 寬投資條件與各項惠台政策的實施後,對於台商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各省決定 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利用中國大陸27個省份在1998 年至 2007 年期間的追 蹤資料,採用隨機效果模型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在 1998 年至 2007 年期 間,影響台灣產業前往中國大陸各省屬於正相關的投資因素包含中國大陸各 省的國內生產毛額、勞動生產力及政府政策,而平均勞動工資與教育程度對 於台商投資則是負相關。另外,廠商別的分析加強說明了平均勞動工資、母 公司勞動生產力以及政府政策的相對不顯著影響結果。 關鍵詞:海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追蹤資料 * * * 壹、前 言 台灣與中國大陸自古以來便在人員來往與貨物上有著持續性的流通,但在國民政 府遷台後兩岸就經歷了一段漢賊不兩立,所有交流形同封閉的時期,一直到1980年代 後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才日漸解凍。由前總統蔣經國在 1987 年首度開放大陸探親,慢慢開啟了與中國交流的非正式大門,而到了 1992 年實 行「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後,才正式將兩岸經貿交流合法化,從此後 * 作者衷心感謝三位匿名審稿人和編輯委員深刻且有建設性的指正與建議。張國益為通訊作者。 106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兩岸之間的經貿交流就開始緊密,以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為例,依據中國大陸官方統 計,至1989年底止,台商協議投資金額約1.6億美元左右,泝投資項目共計80項;進 入1990 年代,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快速增加,於2008年更是達到高峰,儘管2009年 投資金額明顯下降,金額約 7,143(百萬美元),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廠商 對外投資的主要據點,而中國大陸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例,更由開放初期 1991 年的 9.51%躍升至 2009 年七成的比例(見圖 1)。整體而言,至 2009 年底止,投資累計件 數高達37,771件,約82,694(百萬美元)(見圖2)。 圖1 台灣投資中國大陸占台灣對外投資比例與投資金額 百分比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對中國投資比例 對中國投資金額 百萬美元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說明:由圖可知,台灣投資中國大陸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例從1991年的9.51%躍升至2009年七成的比例。 資料來源:「98年統計年報」,經濟部投資審議會,http://www.moeaic.gov.tw/,經本研究整理。 中國大陸為台灣最大的對外投資地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而進一步觀察台商在 中國大陸投資項目中,可以發現最大宗為製造業,以製造業在各時期的投資金額占總 投資的百分比計算,可看出所占比例皆相當高,故觀察台灣在中國大陸投資過程,幾 乎等於製造業的投資發展史。台灣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以不同的時期來看,早期台灣投 資主要集中在傳統製造業,沴例如食品飲料業、紡織業等;但自 1990 年代中期,技術 密集製造業逐漸增加,沊成為對中國大陸投資的主要行業,尤其在電腦、電子產品以及 電子零組件、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等行業方面。由經濟部投資審議會統計資料顯示 註 泝 「歷年台商投資大陸統計表(截至 200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台港澳司,2007 年 1 月 22 日,http://tga.mofcom.gov.cn/aarticle/jingmaotongji/zongzhi/200701/20070104299474.html。 註 沴 傳統製造業分別為食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紡織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 業、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及家具製造業。 註 沊 技術密集製造業分別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電力設備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及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07 圖2 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累計金額與件數 百萬美元 80,000 70,000 60,000 50,000 40,000 30,000 20,000 10,000 0 1991 件數 40,000 35,000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對中國大陸投資累計金額 2003 2005 2007 對中國大陸投資累計件數 說明:由圖可知,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累計金額與件數有遞增趨勢。 資料來源:同圖1。 圖3 三大主要製造業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消長 百分比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2009 傳統製造業 基礎製造業 技術密集製造業 1991 1994 1997 2000 2003 說明:由圖中可知技術密集製造業所占比例日益擴增。 資料來源:同圖1。 2006 (見圖 3),各項製造業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金額占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總額的比重呈現 明顯的消長變化,傳統製造業的比重由1990年初期平均約38%至45%下降到近幾年的 8%至 12%;相反的,技術密集製造業的比重,則由同期間的19%至23%增加至63%至 108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67.5%,而基礎製造業的比重在不同階段中大致維持在四分之一左右,沝沒有太大改 變。由此可見,台灣在中國大陸投資從早期的勞力密集產業轉變為現今的技術資本密 集產業,並且經營策略由一開始的降低工資等製造成本,到現在的規模經濟或是著眼 中國大陸龐大的內需市場,反映了台商為了因應產業變化與佈局,而在投資策略上也 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 由於台灣在中國大陸投資策略受到時間、成本、政策等各種因素變化所影響,進 而產生許多有趣的變化,如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由早期的廣東、福建兩地,逐漸北移 至今日以江蘇為大宗(見圖 4),此情況表示區位的地理位置可能是投資的考量之一; 或是投資的規模由早先多件數以及平均投資金額少,直至今日,件數雖然降低,但平 均投資金額龐大,此現象使得當地政府專案開闢相關產業投資園區,也說明有關單位 政策的實施也許是影響投資的考量之一。以及近幾年中國大陸積極發展兩岸經貿交 流,實施多項惠及台灣人民政策,如增設簽注點,便利台灣人民入出境及在中國大陸 居留;放寬台灣居民在中國大陸就業的條件,以簡化手續等相關政策,進而使得台商 前往當地投資的意願增加。 圖4 投資區位的轉移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0%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說明: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由早期的廣東、福建兩地,逐漸北移至今日以江蘇為大宗。 資料來源:同圖1。 江蘇省 廣東省 上海市 福建省 浙江省 2007 註 沝 基礎製造業分別為化學材料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塑膠 製品製造業及基本金屬製造業。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09 本研究整理出 1998 年與 2007 年各省子公司的數目(見表 1),由此能夠看出在 1998 年台灣母公司赴中國大陸設廠方面廣東省及江蘇省為台商投資的主要據點,至 2007 年江蘇省爆炸性成長,廣東省雖有增加,但增加幅度較小,加上廠商主要集中於 某些地區,如江蘇省、廣東省及上海市,此情況顯示台商的投資區域已從東南地區逐 漸轉移至北部地區。 根據2009年4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統計月報第197期指出沀,外商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稱FDI)中國大陸以製造業的金額為最大,其次為房 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至於我國自1991年起開放直接投資中國 大陸,投資金額累計至2009年底,共約82,694(百萬美元),主要以電子零組件占總金 額最大(約16.54%)。 外人直接投資至中國大陸的相關文獻中,Zhang 指出台商之所以趨向投資中國的 主因為以出口為導向的外人投資策略、泞廉價勞工的結合吸引多國籍企業 (Multinational firms, MNEs)投資以及共通語言(中文)、文化和地理環境等因素。泀 Kueh 則強調,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外人投資對於資金聚集、產出和出口成長貢獻很大。洰 而 Chen et al. 指出 FDI 對於 1978 年至 1990 年間的產出成長有正面影響。泍此外, Crespo 與 Fontoura 提到在許多國家中,外人直接投資在發展策略中被視為一項重要因 素,而政府為了刺激外資內流而訂定相關利於投資的政策。泇 本研究欲探討台灣各產業別與廠商別赴中國大陸各省份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為 何。 (1) 首先,整理自開放投資以來台商對於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發展,並比較康信鴻、 廖婉孜沰及Cassidy and Andreosso-O’Callaghan 對於外人直接投資決定因素進行的 實證結果之差異。泹 註 沀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年 4 月,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7152 &ctNode=5720&mp=1。 註 泞 以鴻海科技集團為例:在中國大陸設廠製造,成品出口至歐美及亞洲各國。請見Kevin H. Zhang, “Why Does So Much FDI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Go to Mainland China?” The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6, No. 3(February 2005), pp. 293~307. 註 泀 凡是一個企業體在兩個以上的國家擁有生產設施及從事銷售業務者,稱為多國籍企業。 註 洰 Yak-yeow Kue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1, No. 3(September 1992), pp. 637~690. 註 泍 Chung Chen, Lawrence Chang and Yimin Zhang,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Post-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4(April 1995), pp. 691~703. 註 泇 Nuno Crespo and Fontoura Maria Paula, “Determinant Factors of FDI Spillovers–What Do We Really Know?” World Development, Vol. 35, No. 3(March 2007), pp. 410~425. 註 沰 康信鴻、廖婉孜,「影響台商赴大陸投資額與投資區位因素之實證研究」,交大管理學報,第26卷第 1 期(2006年 6月),頁15~38。 註 泹 John F. Cassidy and Bernadette Andreosso-O’Callaghan,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FDI in China,”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 18, No. 4(December 2006), pp. 512~527. 110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11 112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2)根據相關文獻歸納出台灣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可能因素,並參考 Zhang 及 Cassidy and Andreosso-O’Callaghan 之實證模型,加入本研究歸納出的變數。 (3)利用追蹤資料(Panel Data)實證分析比較產業別與廠商別台灣對中國大陸各省 直接投資的影響。 (4)至於時間方面,由於重慶自 1997 年成為直轄市,其資料亦從此分別計出,故本 研究將從1998年為起始年做資料處理。 貳、外人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分析:簡要回顧 關於外人直接投資,誠如先前所述,主要是以中國大陸吸引外資之相關文獻作為 參考,國內針對投資於中國大陸的探討舉如繁星,較為近期的研究包含了 Zhang 專門 探討香港及台灣為何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的外人直接投資,作者歸納出在 1980 年至 2001 年的四種可能因素,分別為中國大陸以出口為導向的外人投資策略、廉價勞動 力、在出口為導向的策略中佔有優勢及共通語言(中文)。然而中國大陸在近幾年的經 濟成長也不斷吸引各國廠商進入投資,黃智聰、歐陽宏檢測24個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 直接投資情形,結果發現在1993-1996及1997-2003年兩個時期隨著時間及中國大陸的 生產力的提升,影響各國廠商投資中國大陸的顯著決策因素也產生了變化;泏因而康信 鴻、廖婉孜即綜合生產因素、市場因素、聚集因子、基礎建設及其他等五類完整地探 討了 1991 年至 2001 年台商赴大陸的投資額與投資的區位決策,結果也顯現出中國大 陸各省之平均所得越高、市場規模越大、基礎建設越完善並且位於華北、華南地區之 省份,會更加促使台商前往投資的意願。李城忠、謝素靜則是透過專家及問卷針對 10 家廠商進行分析,得知製鞋產業投資於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尼等地所受到的關鍵影響 還是在成本因素;泩另外黃智聰、李世聰則專門針對中國大陸各省在三資企業增值稅對 於影響外資進入的影響進行探究,其實證結果明確的說明了各省對於三資企業稅負的 減免在廠商進行不同區位選擇實為一重要的催化劑;泑而潘俊男、鄭惠珍則專門針對北 京、上海及廣東三個省是在吸引外資上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投資於這三區的十個國家 的外資主要著眼點仍然集中在生產營運成本、借貸成本或是工資成本、相對匯率等成 本因素上;炔王浩透過實際訪談在中國大陸安徽省的103間台灣廠商,認為台商投資於 當地在原先既有的語言共通、中國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以及廉價的勞力等三項投資優 註 泏 黃智聰、歐陽宏,「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2 期(2006年 4月),頁139~178。 註 泩 李城忠、謝素靜,「台灣運動鞋廠商海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策略之研究」,運動休閒管理學報,第 4 卷第2期(2007年12月),頁33~53。 註 泑 黃智聰、李世聰,「中國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對地方吸引外資之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2 期(2007年 4月),頁1~39。 註 炔 潘俊男、鄭惠珍,「北京、上海與廣東吸引外資決定因素之比較」,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9 卷第 2 期 (2008 年 7月),頁133~178。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13 勢已經所剩無幾;炘林惠玲、陳正倉、詹立宇不同於一般探討決定因素的文獻,利用動 態方法進行廠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時機的探討,結果顯示廠商決定是否要提早進入市場 或是擴大投資受到多項決定因素的影響,炅而這些因素諸如同業先行對外投資廠商家數 或是產業平均投資規模等都是我們一般在區位選擇決定因素的文獻上較少接觸的。 國外研究方面,Sun et al. 應用追蹤資料分析 1986 年至 1998 年間,中國大陸 30 個省份中,外人直接投資的空間及時間變數,有別於其他學者,作者透過時間的推移 來研究外人投資的決定因素,以1991 年做為分隔,發現工資、勞動品質等勞動成本因 素以及公共建設和政策穩定性及開放程度等總體因素對於外人直接投資有顯著的影 響。炓其變數資料為市場需求,以國內生產毛額(General Domestic Product, GDP)衡 量、公共建設(鐵路長度/平方公里)、勞動成本(工資)、工業化程度(每人國內 投資)、勞動品質(每千人中,研究人員,工程師及技師的人數)、開放程度(總進 口/GDP之比率)及政策風險(以風險等級衡量)。實證結果顯示,在1991年之前, 工資對於外人投資有顯著影響,各省GDP則是沒有顯著關係。勞動品質程度高,表示 各省份研究人員、工程師及技師比例越高,對於外人投資有顯著影響,公共建設發展 程度高將吸引大量外資流入,而政策穩定性及開放程度也會影響外人直接投資。同樣 探討投資於中國大陸的 30 個省份,Cassidy 與 Andreosso-O’Callaghan 則是單獨探討 1996 年日本直接投資中國大陸的決定因素,與 Sun et al. 稍有不同的是其實證結果顯 示各省國內人均生產毛額、高等教育、基礎建設以及沿海位置之省份皆呈顯著正相 關,顯見除了總體因素以及勞動因素的影響之外,外商投資於中國大陸也逐漸的開始 在考量其人力資本也就是教育程度的優劣。Wu 與 Radbone 從反面直接以上海位主要 目標區位的角度切入探究各國外人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發現政策誘因、開放程度、 公共建設以及機場數對於外人直接投資有顯著影響。炆其變數為政策誘因(經濟技術發 展特區)、炄公共建設(停車場的設立)、土地使用費、開放程度、停泊處的數量、機場 數以及大學畢業人數,結果發現若經濟特區發展增加 1%,外人直接投資增加 0.61%, 停泊處數量與FDI雖然是正相關但影響極小。 註 炘 王浩,「台商在中國中部地區投資與經濟概況-以安徽省為例」,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0卷第8期 (2007 年 8月),頁99~104。 註 炅 林惠玲、陳正倉、詹立宇,「台灣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時機之研究」,經濟論文叢刊,第37卷第3期 (2009 年 9月),頁237~267。 註 炓 Qian Sun, Wilson Tong and Qiao Yu,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21, No. 1(February 2002), pp. 79~113. 註 炆 Jiaping Wu and Ian Radbone, “Global Integration and the Intra-urba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hanghai,” Cities, Vol. 22, No. 4(August 2005), pp. 275~286. 註 炄 經濟發展特區提供外資很多誘因,包括進口稅降低、土地使用成本降低、減少繁文縟節的申請、完善 的公共建設以及對員工的管理態度自由。 114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Dunning et al.分別將 1970 年到 1990 年期間區分為四段期間,專注於探討日本及 美國的多國籍企業的 FDI 區位分析以及地理位置的比較,炑作者將世界各國的投資區 位區分為六個主要區域進行探討,結果顯示在 1970 年至 1990 年期間不同國別情況 下,不同的市場大小、市場成長、公共建設及通膨率對於製造業 FDI 的區位分布是減 少的,而全球化、勞動成本、稅率及競爭優勢則是慢慢增加。另外,這六個區位中, 日本製造業 FDI 的區位選擇從資源搜尋轉變為策略性資產和水平市場,而美國則是從 市場搜尋或水平效率導向轉變為垂直效率導向,本研究並未針對水平導向和垂直導向 的外人投資進行探討,然而Dunning et al. 的分析卻提供本研究一個完整的決策因素和 地理區為考量,其他諸如Ang應用時間序列資料分析(Time series data)在1960年至 2005 年間馬來西亞外人投資的決定因素,結果顯示以國內生產毛額做為衡量基礎的市 場大小對於外資流入有顯著影響,而市場規模愈大亦會吸引更多外資流入,其他總體 的不確定性都會誘使大量的外資內流。炖Yamin 與Sinkovics歸納17篇有關外人直接投 資的利益與人力資本的關係,以及16篇探討基礎公共建設與降低貧困的關連之論文報 告,結果顯見良好的基礎公共建設對於外人直接投資獲得利益是必要的。炂 本研究整理綜合上述針對外人直接投資進行的因素分析相關研究,將產業別與廠 商別交叉比對透過完整的分析探討台商投資於中國大陸所必須考量的不同決策因素, 並將各研究及本研究的文獻相關整理彙整如表2。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實證內容主要可分為三大部分:首先,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各省金額是以 總產業為基礎,說明在不分產業的情況下,各個解釋變數對於台商投資的影響。其 次,個別廠商是以台灣上市、上櫃母公司投資中國大陸之子公司做為樣本資料,不同 於康信鴻、廖婉孜以台灣投資中國大陸各省之上市、上櫃母公司為研究對象。 一、理論模型 本研究將以區位理論(Theory of Location)來解釋產業及廠商對外投資的區位選 擇,主要強調生產要素價格、市場等區位因素,是產業及廠商決定對外生產位置的關 鍵性考量。而 Dunning 則將區位因素歸納為以下五種,其中包括:(1)生產要素價格 如勞動力與其他要素成本(2)市場因素如地主國的市場大小(3)投資環境如地主國 註 炑 John H. Dunning, Zu-kweon Kim and Chul-in Lee, “Restructuring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DI: The Case of Japanese And US FDI,”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 19, No. 1(January 2007), pp. 26~47. 註 炖 James B. Ang,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laysi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30, No. 1(January 2008), pp. 185~189. 註 炂 Mo Yamin and Rudolf R. Sinkovics, “Infrastructure 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MNE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44, No. 2 (April 2009), pp. 144~157.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15 116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政府的態度、政治穩定度及經濟表現等(4)貿易障礙如關稅制度等(5)一般因素如 預期報酬等,並提出產業本身所特有的優勢也會影響到其區位的選擇。炚之後 Dunning 又再提出產業在決定其投資區位時有四種不同的投資形態,諸如以地主國當地資源為 需求、地主國潛在市場、效率為導向及策略性資產為尋求目標。炃 二、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各省之決定因素實證模型 根據相關文獻所述,本研究將引用 Zhang 利用時間序列方法分析香港、台灣與歐 美、日本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相關變數,以及 Cassidy 與 Andreosso-O’Callaghan 探 討日本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相關變數。本研究整理出其相關各省之總體變數,嘗試 利用橫斷面與時間序列的追蹤資料分析各變數對台灣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各省的個別廠 商之決策影響。各變數影響台灣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關係式如(4)式: TFDI=f(GDP, wage, productivity, railway, highway, edu, open, region, coastal, policy) (1) 第(1)式中,TFDI 為每年台灣在中國大陸各省的直接投資額,GDP 為每年中國 大陸各省份的國內生產毛額,wage 為每年中國大陸各省的平均勞動工資,productivity 為每年中國大陸各省每人平均生產力,railway 為每年中國大陸各省的鐵路總長度占各 省面積之比率,highway 為每年中國大陸各省的高速公路總長度占各省面積之比率, edu 為每年中國大陸各省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牪open 為中國大陸各省的開放程度, region 為中國大陸各省之區域劃分,分別為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六 大區,本研究使用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分別為華北、華東、中南以及其他區 域,如東北、西北和西南,1為同一區域,0為其他區域。而policy同樣以虛擬變數代 入,1 為惠台舉措之省份,0為無相關政策實施之省份,coastal 亦為虛擬變數,1 為沿 海省份,0為非沿海省份,探討位於沿海省份是否影響台商直接投資。 第(1)式可以進一步表示為: TFDI it 0 1 GDP it 2 wage it 3 productivity it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ε 4 railway = + + + + + + + + + + + () it 6 edu it 7 open it 8 region i 9 coastal i 10 policy 5 it highway it it 2 第(2)式中,i 表示為中國大陸各省份,t 代表時間(年), it ε為殘差項。其中, regioni 則表示虛擬變數區域之劃分。本研究主要是針對 1998 年至 2007 年期間共 10 年資料及27個省份,應用Panel Data來估計台灣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各省份的影響,針 對Panel Data 中的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及固定效果(fixed effect)來分析,比較 註 炚 John H. Dun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25, No. 3 (November 1973), pp. 289~336. 註 炃 John H. Dunning, “Loca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29, No. 1(Spring 1998), pp. 45~66. 註 牪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分為專科教育、本科教育及研究生教育三個階段。專科教育修業年限 2 至 3 年,本 科4至5年,碩士研究生2至3年,博士研究生3至4年。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17 使用何種模型最為適當。本研究將使用 Hausman 之檢定方法加以判定,狖其檢定統計 量表示如下: ∧ ∧ ∧ q β β = − FE ′ RE ∧ ∧ ∧ = m qM(q) ∧ 第(3)式中,固定效果以 FE β 表示,隨機效果以 RE (3) (4) ∧ β ∧ 表示,q 為固定效果及隨機 效果之差異。第(4)式中,m 為 Hausman 統計量呈卡方分配,M 則為固定效果和隨 機效果之共變異矩陣。可進一步將第(4)式表示如下: ∧ ∧ ∧ ∧ ′ FE − 1 m ( )(M M ) ( ) β β β β = − − − (5) RE 建立虛無假設 H0: i 0 FE RE FE RE µ = ,代表 i µ與各變數間無相關性;對立假設 H1: i 0 µ ≠ , 代表 i µ與各變數間具有相關性。若虛無假設成立,表示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很接近, 此時選擇隨機效果為佳,反之,則為固定效果較好。 三、個別廠商投資中國大陸之決定因素實證模型 首先,本研究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TSE)之公開資訊觀測站提供的資訊,整理 出 1998 年至 2007 年間,台灣上市、上櫃公司赴中國大陸投資資料,並篩選出資料完 整的製造業,而樣本期間子公司數量共計 2506 筆,樣本數為 4921。狋其估計式與第 (2)式相同,解釋變數唯有各省GDP以人均GDP取代,各省勞動生產力則由母公司 之勞動生產力取代,狘而被解釋變數則是以子公司廠商投資金額取代,其餘均與第 (2)式相同。 四、資料來源 台灣早在 1991 年即開放台商至大陸投資,然而,由於重慶自 1997 年成為直轄市 之後,其投資金額與四川省採分開計算,考量到資料的完整性,本研究涵蓋年份從 1998 年至 2007 年,共 10 年的資料。而追蹤資料方面,本研究選擇台灣直接投資至中 國大陸各省份。由於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會將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及新疆共五個 註 狖 Jerry A. Hausman, “Specification Tests in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a, Vol. 46, No. 6(November 1978), pp. 1251~1271. 註 狋 首先,從TSE取得1998年至2007年間,赴中國大陸投資之上市、上櫃母公司之存量資料,其數目約 1 萬 3 千多筆;其次,給予各個子公司編號,由於在TSE的資料中,某些公司名稱相同顯示卻不同, 因而在逐步對照編排,經過資料合併以及刪除資料不完整等問題之後,將資料進一步整理為存量資 料,並刪除當年度沒有進行投資的子公司資料,亦即在最後刪除子公司投資中國大陸的流量資料為零 的情況之後,最終篩選出4921筆樣本數。 註 狘 勞動生產力之計算方式為(生產總額/從業員工人數)。 118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省份,合計為西北地區,故本研究將以此做為同一省份處理。統整以上相關文獻後, 歸納出可能的台商直接投資中國大陸的決定因素,並加以驗證,其變數資料,台灣直 接投資中國大陸各省份之投資金額,主要是根據台灣政府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官 方統計資料,而中國大陸各省 GDP、平均勞動工資、勞動生產力、勞動人口、鐵路長 度、高速公路長度、土地面積、高等教育人口及進、出口資料皆來自中國統計年鑑。 至於中國大陸實施惠台舉措的省份來自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五、變數說明 根據文獻回顧,經本研究整理並假設,中國大陸各省份的國內生產毛額、平均勞 動工資、勞動生產力、鐵路所占比例、高速公路所占比例、教育程度、位置、開放程 度及政府政策為影響台灣投資中國大陸各省的重要依據。本研究將針對上述各變數詳 加說明,並彙整於表3。 Broadman 與 Sun 利用中國大陸各省的國內生產毛額做為市場大小的衡量指標,狉 而Chen 說明若中國大陸各省的國內人均生產毛額越高,將會提供企業更多的機會去發 展,產生更多的外部經濟規模及外溢效果,進而吸引更多外人投資。狜其表示若潛在市 場越大,台灣的企業赴當地進行直接投資時,也會著眼於中國大陸各省市場的大小。 黃智聰、歐陽宏的實證結果也顯示,國內生產毛額越高的國家,由於較多屬大型跨國 企業,使得其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也會越多。因此,各省的國內生產毛額為外人投 資之重要因素,本研究預期此變數對於台灣投資中國大陸各省份為正相關。根據前言 所述,台灣前往大陸投資初期,所看重的是低成本的廉價勞動,而在眾多文獻中也是 被視為一項對於外人投資的決定因素。但近期台灣企業的投資策略隨著中國大陸經濟 發展而有所改變,本研究欲探討勞動成本是否仍為企業在投資策略中一項重要指標。 Broadman 與 Sun 利用勞動的平均薪資作為勞動成本的衡量指標,並未考慮勞動生產力 且與外人投資呈正相關。Chen 利用中國大陸各省的效率工資(平均勞動薪資/生產 力)實證結果為負相關,並指出一省若有較高的勞動成本,則對於吸引外資的誘因將 會大幅降低。Coughlin 與 Segev 將平均勞動薪資及生產力視為勞動成本,實證結果為 工資對於外人直接投資呈負相關,而勞動生產力則為正相關。狒Zhang則使用相對工資 率來衡量勞動成本。本研究將採用中國大陸各省份的平均勞動薪資以及生產力做為衡 量勞動成本的應變數,預期勞動平均薪資對於台灣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各省份的變動方 向為負相關,而勞動生產力則為正相關。Broadman 與 Sun 將公共建設分為鐵路、高速 公路及水路,其實證結果與 Chen 同為顯著正相關。Cassidy 與 Andreosso-O’Callaghan 註 狉 Harry G. Braodman and Xiaolun Sun,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3(May 1997), pp. 339~361. 註 狜 Chunlai Chen,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Decis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hinese Economic Research Unit Working Paper, December 1997, http://www. adelaide.edu.au/cies/research/china/. 註 狒 Cletus C. Coughlin and Eran Segev,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The World Economy, Vol. 23, No. 1(January 2000), pp. 1~23.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19 利用水路及空服員人數做為公共建設之衡量指標,Coughlin 與 Segev 將中國大陸各省 高速公路之長度及國有企業單位之空服員人數視為公共建設,Wu與Radbone則是以停 車場的設立做為公共建設之變數,其實證結果皆與外人直接投資呈正相關。本研究採 取鐵路長度及高速公路長度占中國大陸各省份的比例,做為公共建設的衡量指標,並 預期變動方向為正相關。探討外人投資的決定因素中,教育程度的高低也是一項重要 指標,Broadman 與 Sun 另外認為一地區中,高技術員工越多,更能較其他區域吸引更 多的外人直接投資,且Coughlin 與 Segev 文中以文盲做為教育程度之變數,其實證結 果皆與外人直接投資呈負相關。Cassidy與Andreosso-O’Callaghan 則是以高等教育人數 為衡量指標,其實證結果為正相關。本研究採用中國大陸各省份的高等教育人口做為 教育程度的衡量指標,預期變動方向為正相關。Sun et al. 開放程度越大的經濟體系, 能吸引更多外人直接投資,但是也有可能過度激烈的競爭,對外人投資造成負面影 響,作者利用總進口/GDP做為開放程度的衡量指標及 Wu與 Radbone以經濟產出密 度衡量開放程度,其實證結果皆為正相關。Ang 利用進、出口總額/GDP 做為開放程 度的衡量指標,實證結果與外人直接投資呈正相關。本研究採用進、出口總額/GDP 來衡量中國大陸各省份的開放程度,預期結果為正相關。 本研究加入區域位置的變數,探討台灣在投資大陸各省份的策略上,區域的地理 位置是否是一項重要因素。Crespo 與 Fontoura 將區域效果視為影響外人直接投資的重 要變數,並認為勞動的轉移會受限於地域位置,且在受限程度大的情況下會激發出競 爭效果,此變數具有正、負特點。本研究根據中國大陸所劃分之六大區域做為依據,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內蒙古為華北地區,遼寧、吉林及黑龍江為東北地區,上 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及山東為華東地區,河南、湖北、湖南、廣東、 廣西及海南為中南地區,重慶、四川、貴州、雲南及西藏為西南地區,陜西、甘肅、 青海、寧夏及新疆則屬於西北地區。狔本研究將分別以華北、華東、中南及其他地區做 為虛擬變數。而位於沿海地區的省份,如天津、上海、河北、遼寧、江蘇、浙江、福 建、山東、廣東、廣西及海南,是否對於台灣投資到中國大陸各省有影響。Cassidy 與 Andreosso-O’Callaghan 基於貿易為目的,鄰近沿海的省份優於內陸能夠更輕易的靠港 卸貨,且中國大陸政府當局所訂定的吸引外商投資政策也會以沿海或沿岸地區做為優 先考量。Broadman 與 Sun、Chen 及 Coughlin 與 Segev 都加入此一變數,其實證結果 皆為正相關。因此,本研究預期位於沿海各省之變數,影響台灣投資中國大陸各省份 的變動方向為正相關。 自 1991 年台灣開放投資中國大陸以來,中國大陸也陸續推動利於台灣前往投資的 政策,大抵而言可以分為稅收、土地、入出境以及子女教育等四個大方向的優惠措 施,其中主要以長三角經濟發展區域最為明顯,狚積極推展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 整體來看,各省在對台優惠的政策上與外商的政策多有雷同之處,多半是以稅收和土 註 狔 由於經濟部投資審議會公布的資料顯示,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及新疆為合計金額,同計於西北地 區,故本研究將西北地區視為一個省份做處理。 註 狚 長三角經濟區域分別為上海市、江蘇省及浙江省。 120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地的優惠為主,入出境及教育等措施則主要是在近幾年來逐步開放小三通等便於台商 來往中國大陸之後才有的優惠政策,除了上述四項主要優惠政策之外亦包含了諸如甘 肅省、河北省、河南省、哈爾濱、江蘇省以及浙江省所提供的信貸優惠,或是各省在 事務處理上會提供一部分在規費上的優惠,配合不同地區亦有不同的優惠政策,例如 湖南省提供的奶牛養殖優惠政策以及大型特殊項目的措施,又或是福建省陸續提供的 教育政策等,故本研究加入政策變數以探究中國大陸實施相關政策是否影響台商前往 投資的決定因素。由於中國大陸各省陸續訂定不同程度大小的優惠政策,本研究根據 相關政策新聞及報告,將政策之虛擬變數設定為若各省實施利於台商之政策則為 1, 反之,則為 0。Zhang 實證結果顯示,不穩定的政府政策將會降低外人直接投資。故 本研究預期此政策變數之變動方向為正相關。針對以上所述各項實證變數的說明,以 及其對台灣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各省份金額的預期影響及資料來源,如表3所示。 肆、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本研究檢定固定效果模型、隨機效果模型及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何者為佳,根據表4的估計結果顯示,固定效果模型及隨機效果模型皆 較OLS分析方法佳。接著,根據先前所述,使用Hausman的方法檢定固定效果模型與 隨機效果模型何者為佳的問題後,由表4的估計結果顯示,在α=0.01的顯著水準下, 不論是以總產業資料或是個別廠商資料皆為採用隨機效果較固定效果為佳。因此這部 分,本研究分析台灣在 1998 年至 2007 年期間對中國大陸各省份直接投資的決定因 素。實證結果顯示,在 1998 年至 2007 年期間,台灣企業直接投資中國大陸的決定因 素中,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包括中國大陸各省的國內生產毛額、平均工資、勞動生產 力、政府政策、基礎建設及教育程度。 先就中國大陸各省的國內生產毛額變數來看,表 4 的實證結果為顯著正相關,表 示在 1998 年至 2007 年間,中國大陸各省的國內生產毛額較高時,台商投資中國大陸 各省也越多;換言之,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各省是著眼於其龐大的國內潛在市場。而由 實際的數據可知,江蘇省的國內生產毛額達 25741.15 億元人民幣,居於各省之冠,而 台商投資江蘇省之投資金額比例亦逐年遞增,所占比例高達 32%。此結果與康信鴻、 廖婉孜及Cassidy and Andreosso-O’Callaghan 相同,表示日本與台灣直接投資中國大陸 以總產業的觀點來看皆與國內生產毛額呈顯著正相關,若從個別廠商的角度來看,由 表 4 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國內人均生產毛額與直接投資亦呈顯著正相關,即一省內 若有較高的人均生產毛額愈能吸引台商前往投資,此結果與總產業的實證分析一致, 表示不論是以總產業或是個別廠商做為樣本資料進行分析,廠商們在決定前往投資 時,一省內之GDP 皆為重要考量之一。換言之,投資廠商相當看重中國大陸廣大的內 陸市場。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21 表3 實證變數之定義與基本統計量 變數名稱 定義 單位 資料來源 平均值 標準差預期 符號 TFDIit 每年台灣在中國大陸各省的直接投 資額之流量,i為中國大陸各省份, t為年 美金千元 經濟部 投資審議會 198548 508600.9 PGDP 每年中國大陸各省份的國內人均生 產毛額,i為中國大陸各省份,t為 年 人民幣 中國統計年鑑 23742.98 13819.59+ GDPit 每年中國大陸各省份的國內生產毛 額,i為中國大陸各省份,t為年 億元 人民幣 中國統計年鑑 5537.74 4884.68+ Wageit 每年中國大陸各省的平均勞動工資 ,i為中國大陸各省份,t為年 人民幣 中國統計年鑑 16559.2 13221.2- productivityit 1.每年中國大陸各省的勞動生產力 ,i為中國大陸各省份,t為年 2.母公司每年的勞動生產力,i為各 個公司,t為年 1.人民幣 2.新台幣 千元 1.中國統計 年鑑 2.台灣證券 交易所 148640 16996.23 153517.3 24383.99 + + Railwayit 每年中國大陸各省的鐵路總長度占 各省面積之比率,i為中國大陸各省 份,t為年 公里/ 平方公里 中國統計年鑑 0.02 0.02 + Highwayit 每年中國大陸各省的高速公路總長 度占各省面積之比率,i為中國大陸 各省份,t為年 公里/ 平方公里 中國統計年鑑 0.49 0.32 + Eduit 每年中國大陸各省高等教育學生人 數,i為中國大陸各省份,t為年 人 中國統計年鑑 76259.5 67968.66+ Openit 中國大陸各省的開放程度(進出口 總額/GDP),i為中國大陸各省份 ,t為年 美元 中國統計年鑑 0.88 1.90 + Regioni 中國大陸各省之區域劃分,i=1~3 分別為華北、華東、中南及其他區 域。虛擬變數:1為同一區域,0為 其他區域 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 + Coastali 虛擬變數:1為沿海省份,0為其他 省份 地圖 + policyit 虛擬變數:1為惠台舉措之省份,0 為無相關政策實施之省分 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 + 說明:本表各實證變數之基本統計量皆為1998年至2007年的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以各省平均工資而言,就整體產業來看,在1998年至2007年的結果顯示為顯 著負相關,然而以個別廠商來看雖然結果仍為負相關卻已不如總產業顯著,亦即,儘 管平均工資的高低仍是台商整體產業投資之下的考量因素之一,在整體而言偏向低工 資的勞動成本的省份,縱然能夠促使台商更有意願前往投資,然而對於個別廠商而言 也逐漸重視起能夠取得較高工資的技術勞工,綜觀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口中其優秀的人 才將不斷吸引廠商上修他們的工資來吸引更多菁英,這也造成個別廠商在各省的工資 122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表4 台商投資中國大陸決定因素實證模型估計結果 變數 總產業 個別廠商 Gdp 34.85*** (3.24) Pgdp 2.13*** (2.91) Chinawage -11.19*** (3.52) -1.20 (1.12) Productivity 1.75*** (5.15) 1.34*** (7.08) Railway 2.E+06 (0.50) -2.E+06** (2.55) Highway 2.E+05 (1.46) 2.E+04 (0.60) Edu -2.54*** (4.35) 0.02 (0.17) Open -1.E+04 (1.21) -2.E+03 (1.46) Policy 1.E+05** (2.33) -2.E+04 (1.36) Coastal 2.E+04 (0.10) -2.E+04 (0.76) region1 -1.E+05 (0.65) 3.E+03 (0.06) region2 8.E+04 (0.47) 2.E+04 (0.71) region3 5.E+04 (0.30) -3.E+04 (0.83) _cons -2.E+04 (0.14) 1.E+05 (3.28) R-sq 0.54 0.03 樣本數 270 4921 Hausman檢定 0.06 0.43 說明:***、**、*分別表示在α=1%、5%、10%的顯著水準下,以雙尾檢定拒絕虛無假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出現不顯著的情形。此一結果亦與康信鴻、廖婉孜及Cassidy and Andreosso-O’Callaghan 相同。至於勞動生產力的部分,總產業主要是以每年中國大陸各省的勞動生產力為依 據而個別廠商則是以母公司每年的勞動生產力進行實證,由表4的估計結果顯示,不 論是總產業或是個別廠商的實證結果皆為顯著正相關,表示各省之勞動生產力較高 者,以產業來看更能吸引台商對其直接投資,而若母公司的生產力提升亦會顯著的增 加個別廠商決定投資於中國大陸各省的考量,表示母公司之勞動生產力愈高,愈能激 發廠商對外直接投資設廠,從實際數據可得知(見表5),勞動生產力較高的廠商,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23 如:鴻海科技集團及旗下子公司。狌其中,鴻海及鴻準的勞動生產力排名居於之首,其 次為廣宇,可看出這三家公司投資中國大陸各省的金額也較多。搭配工資以及生產力 來看,教育程度影響總產業的結果為顯著負相關,而個別廠商雖然不夠顯著但卻出現 了相反的正相關結果,顯見教育程度在總產業層次分析上對台商投資有負面影響,對 於個別廠商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因而 Cassidy 與 Andreosso-O’Callaghan 實證結果 即出現了正相關的結果,雖與本研究預期不完全相符,但這也表示台商與日商在整體 勞動品質上的選擇上略有不同。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所看重的是教育程度高低與 否,而台商由整體來看則是希望以低階勞工為主。就另一層面而言,表示台灣企業前 往投資所僱用農民工的比例較高,且勞工品質較差、低階工人多。因此,台灣廠商在 低勞動成本之省份則可以雇用更多的員工,當然反觀個別廠商而言,前往投資的電子 業廠商其實更加傾向雇用更高教育程度的員工,然而高教育程度也意味著相對較高的 工資,在諸多廠商仍然認為中國大陸屬於低工資的投資區位的當下,教育程度對於台 商的影響仍然有待商榷。 反觀基礎建設與政府政策,在總產業基礎建設的實證結果皆為不顯著,然而單就 個別廠商來看屬於公共建設之一的鐵路卻出現了反向顯著的結果,由於本研究僅以鐵 路及公路做為公共建設之代表,加上此部分是所有個別廠商做分析,在台上市、上櫃 的母公司中,赴中國大陸各省投資的廠商主要是以電子工業為主,狑因而本研究合理解 釋為西北地區雖為偏遠地區,基礎建設較不發達,鐵路建設不足,但其工資便宜,也 使得投資金額也越多,故實證結果為負相關。至於政府政策對台商直接投資中國大陸 各省的影響,在總產業的估計結果顯示為顯著正相關,意味著中國大陸各省政府為了 經貿發展,紛紛推出利於台商投資的政策,藉此吸引台灣企業選擇其地區投資,由數 據資料顯示,廣東省的投資件數逐年遞增,高達 11,873 件,此一結果與本研究的預期 相同,而對於個別廠商而言,各級省政府的政策利多顯然不是廠商投資的誘因之一, 加上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有一定成效,許多沿海省份開始制定出一些表面上仍 屬誘因但相較先前卻已更為嚴苛的投資設廠條件,這也讓許多個別廠商在斟酌不同情 形之後轉而投資限制更少、誘因更多的其他地區。 其餘在地區別的虛擬變數部分不論在總產業以及個別廠商在實證結果皆為不顯 著,在係數的正負相關上總產業與個別廠商也有相當大的變化,本研究初步認為這一 部分與本研究期間所在的 1998 年至 2007 年台商逐漸將沿海的投資移轉進入華中地區 或是西北地區,加上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的工資生產力的提升也讓一些原本以成本考量 的廠商逐漸的移出中國大陸的投資區,儘管各個投資區域別對於台商仍有一定的影 響,然而受到先前各種不同因素的交叉影響,也造成了台商無法明確決定各地區的投 資。 註 狌 鴻海科技集團旗下子公司包含:僑威、頎邦、鴻松、正崴、廣宇、鴻準、首利、群創、沛鑫、崴強、 英群、撼訊、麗臺及普立爾。其中,沛鑫為興櫃公司;普利爾為公開發行公司,於2007年之後不再公 開發行。 註 狑 電子工業包含:電子零組件業、電子通路業、半導體業、電腦及周邊設備業、通信網路業及光電業。 124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25 126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伍、結論與討論 由於近幾年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積極發展經貿關係,展開兩岸交流,在投資的政 策上也放寬了許多限制,台灣企業紛紛將其廠房中心轉移至中國大陸各省,加上投資 環境的改變,早先許多台商西進中國大陸都是以台灣接單,在中國大陸製造再出口到 國外為主,利用中國大陸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等成本優勢去賺取更大的利潤。時至今 日,台商選擇投資的決定因素是否仍為其原因。本研究利用 27 個省份在 1998 年至 2007 年期間的追蹤資料,並採用產業別與廠商別的隨機效果模型,實證結果發現中國 大陸各省的國內生產毛額越高,台商投資也會增加,代表台商的投資與當地發展是共 榮共生,台商投資帶動當地發展,而當地發展起來帶動更多建設與人口,讓台商更有 意願加碼投資當地。而平均勞動工資較高的地區,則會降低台商前往投資意願。但勞 動生產力則是與台商投資呈正相關,亦即生產力越高、平均工資越低的省份,其台商 投資金額也越多。由此可說明,台商至中國大陸投資的目的仍是以降低生產過程中的 勞動成本為主,期望能利用中國大陸低廉且充沛的人力做低階的組裝生產基地,同樣 地,由教育程度對於台商在投資時的負面顯著影響則更能確立台商目前投資於中國大 陸的產業屬於一些低技術需求的產業,一般來說教育程度與其生產力和工資水準有強 大的關聯性,在中國大陸不斷進行改革開放和產業轉型的期間,未來教育程度對於廠 商投資的影響勢必會再有微調。至於中國大陸各省份所實施的惠台政策,其實證結果 為顯著正相關,表示諸如各種惠台政策的實施或台商在當地投資的各種稅賦減免政 策,是吸引台灣企業前往的誘因;另外,廠商別的分析加強說明了各省人均生產毛額 與母公司勞動生產力對於廠商投資於中國大陸的影響因素。 由實證結果可知,台商以整體產業別而言的投資目的仍是以減少人力成本等各種 製造成本為主。由於中國大陸在過去因其充沛低廉的勞動力,以及大陸各省政府為了 促進經濟發展所開出的各種優惠的條件,吸引台商前往投資,再加上距離近、語言相 通等其他因素,讓台商大舉的把製造基地紛紛移往中國大陸,使中國大陸成為台灣對 外投資的最大地區,然而由廠商別的交叉分析也可以看出,平均工資及教育程度等與 勞動成本息息相關的變數對於廠商的影響卻容易受到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的發展而漸漸 產生更為模糊的變化,各省在開放程度以及相關的政策之上也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 展一步一步的在進行調整。 根據經濟日報指出,中國大陸為了保障勞工權益,以及減輕缺工、招工困難等問 題,各省紛紛調高該省最低月工資標準,至 2008 年 9 月底止,北京、天津與上海等 19 個地區已調整並執行新的最低工資標準,每月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在 15%左右。 日前,經濟大省江蘇省則率各界之先,於2010年2月1日起調漲最低工資13%,而上 海市以及浙江省也於2010年4月1日起調漲,上海市調高最低工資15%,浙江省更是 漲幅最多,高達 15.9%,加上金融海嘯對經濟的衝擊逐漸顯現,部分地區出現中小企 業倒閉潮,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更成為重災區,加上中國大陸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27 使得人力成本順勢增加,因而在綜合上述產業別與廠商別的決定因素分析,可以發現 台商以整體產業而言與個別廠商的決策有著截然不同層面的考量,而對於市場的追求 與生產力的影響則是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不論是那一項決定因素對於日後台商續留與 否,都將會是嚴峻的考驗。 * * * (收件:99年8月19日,第1次修正:99年9月30日,三審:100年2月25日, 第2次修正:100年3月21日,三審複審:100年4月25日,第3次修正:100年5月 5 日,第4次修正:100年6月8日,第5次修正:100年6月23日,第6次修正: 100 年 12月 8日,第7次修正:100年12月21日,第8次修正:101年1月9日, 接受:101年4月17日) 128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Determinants of the Taiwanese Outward FDI in China: 1998-2007 Wei-ting Wang M.A.,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Kuo-i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hin-ho Lin M.A.,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cross-strait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ecome more frequent – by relaxation of investment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aiw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in mainland China. In this study, panel data from 27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between 1998 to 2007 are analyzed by using random effect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rom 1998 to 2007,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are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China, the average labor wage, labor productivity, infrastructure,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all with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hil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for Taiwanese investments show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addition, we focu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FDI determinants among all firms and the industries.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panel data 台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分析:1998-2007 129 參考文獻 「98年統計年報」,經濟部投資審議會,http://www.moeaic.gov.tw/。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 年 4 月,http://www.mac.gov.tw/ ct.asp?xItem=67152&ctNode=5720&mp=1。 「赴大陸投資資料查詢彙總表」,台灣證券交易所,http://newmopsov.twse.com.tw/。 「歷年台商投資大陸統計表(截至200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台港澳司,2007 年1月22日,http://tga.mofcom.gov.cn/aarticle/jingmaotongji/zongzhi/200701/20070104 299474.html。 王浩,「台商在中國中部地區投資與經濟概況-以安徽省為例」,台灣經濟研究月 刊,第30卷第8期(2007年8月),頁99~104。 李城忠、謝素靜,「台灣運動鞋廠商海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策略之研究」,運動休閒 管理學報,第4卷第2期(2007年12月),頁33~53。 林惠玲、陳正倉、詹立宇,「台灣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時機之研究」,經濟論文叢 刊,第37卷第3期(2009年9月),頁237~267。 康信鴻、廖婉孜,「影響台商赴大陸投資額與投資區位因素之實證研究」,交大管理學 報,第26卷第1期(2006年6月),頁15~38。 黃智聰、李世聰,「中國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對地方吸引外資之影響」,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8卷第2期(2007年4月),頁1~39。 黃智聰、歐陽宏,「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7卷第2期(2006年4月),頁139~178。 潘俊男、鄭惠珍,「北京、上海與廣東吸引外資決定因素之比較」,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9卷第2期(2008年7月),頁133~178。 Ang, James B.,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laysi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30, No. 1(January 2008), pp. 185~189. Braodman, Harry G. and Xiaolun Sun,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3(May 1997), pp. 339~361. Cassidy, John F. and Bernadette Andreosso-O’Callaghan,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FDI in China,”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 18, No. 4(December 2006), pp. 512~527. Chen, Chung, Lawrence Chang and Yimin Zhang,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Post-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4(April 1995), pp. 691~703. Chen, Chunlai,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Decis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hinese Economic Research Unit Working Paper, December 1997, http://www.adelaide.edu.au/cies/research/china/. Coughlin, Cletus C. and Eran Segev,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The World Economy, Vol. 23, No. 1(January 2000), pp. 1~23. 130 中國大陸研究 第55卷 第2期 民國101年6月 Crespo, Nuno and Fontoura Maria Paula, “Determinant Factors of FDI Spillovers – What Do We Really Know?” World Development, Vol. 35, No. 3(March 2007), pp. 410~425. Dunning, John H., “Loca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29, No. 1(Spring 1998), pp. 45~66. Dunning, John H.,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25, No. 3(November 1973), pp. 289~336. Dunning, John H., Zu-Kweon Kim and Chul-In Lee, “Restructuring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DI: The Case of Japanese and US FDI,”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 19, No. 1(January 2007), pp. 26~47. Hausman, Jerry A., “Specification Tests in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a, Vol. 46, No. 6 (November 1978), pp. 1251~1271. Kueh, Yak-yeow,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1, No. 3(September 1992), pp. 637~690. Sun, Qian, Wilson Tong and Qiao Yu,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21, No. 1(February 2002), pp. 79~113. Wu, Jiaping and Ian Radbone, “Global Integration and the Intra-urba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hanghai,” Cities, Vol. 22, No. 4(August 2005), pp. 275~286. Yamin, Mo and Rudolf R. Sinkovics, “Infrastructure 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MNE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44, No. 2(April 2009), pp. 144~157. Zhang, Kevin H., “Why Does so Much FDI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Go to Mainland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6, No. 3(February 2005), pp. 293~30
